如今，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奇怪现象：居民消费率长期居于低位。预计到2025年，消费率仅为40.1%，而其他国家如阿根廷、波兰和泰国分别为63%、53.6%和48.5%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2026年我国居民的储蓄率高达45%，远超世界平均水平30%，其中60%以上为预防性储蓄。这表明，居民宁愿把钱存银行，也不愿意投入消费。对此，经济学家刘元春提出，消费率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公。“第一刀”切偏了——居民收入分配比例偏低，企业则获得了更多。

根据国际惯例，居民应获得约66%的国民收入，企业和政府分别占20%和15%。而在中国，居民仅获得60.6%的收入，低于国际平均水平，企业则占据了24.7%，比国际平均高出4.7%。企业获得了大量资金后，往往选择存放在银行或用于生产投资，但由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，消费能力有限，无法消化新增加的产能，导致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。因此，如果能在收入分配时更多倾向于居民，而非单纯扩张生产规模，便能显著提升消费能力，从而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。

此外，第二次分配也存在不足。我国储蓄率之所以高，部分原因在于居民需要为住房、医疗、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费用而储蓄。而在发达国家，因这些财政负担相对较轻，居民花费通常占收入的六七成。第二次分配应通过税收和社保来改善收入分配，但目前中国的调整力度较小，无法有效降低基尼系数。

不仅如此，服务供给不足同样影响了消费需求。在居民消费中，服务型消费的比例仅为25%，而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50%。这并非因为居民不想购买服务，而是在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领域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，私营部门服务价格高企，使得优质服务难以获得。例如，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，老年人在护理、医疗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，但服务供给却未能跟上。

为提升消费率，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，包括发放消费券、以旧换新等，然而这些措施效果短期明显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问题。因此，长期而言，提升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两方面：首先，政府需将财政收支重心从投资转向服务，通过加大对社保、医保和教育的投入来缓解居民后顾之忧，使其愿意消费。其次，企业需改善收入分配，增加员工薪酬而非盲目扩张，只有职工收入提升，消费需求才能恢复。